然而，许多人认为中学生上网弊大于利。事实上，网络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的内部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如反动、暴力和黄色。有太多这样的东西。我们中学生的自主能力有限，很难抵抗网络的惊人吸引力。p>

但是网络是一个新生事物，确实中学生的自制力和网络的吸引力，可以说两者根本无法匹敌。网络的吸引力力是无穷的，而中学生的自制力是有限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以学习为主要目的上网的中学生，美国占总数的20%，英国为15%，中国仅仅为2%。这惊人的对比，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中学生的自制力不如网络的吸引力，。它好象刚出生的婴儿，终究是需要细心的扶持的，在正确的教育、指导下，长大成人，建设国家、作出贡献。但偌是像现在这样，抑制了学生上网，不就好象将这婴儿杀死在摇篮里吗？中学生上网的人数很多，部分人受到不良影响，这正说明了是否受到不良影响取决于自身的素质与意志。俗话说得好：“人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我们有不靠近这种沉溺人思想的网络传播的意志，自然也就不会受到其影响了。

利弊的区别在于你如何运用它，以及如何合理安排好时间。如果是用于成天打电子游戏，不分昼夜，肯定是弊。如果用于学习：利大于弊。如果用于聊天、游戏：弊大于利。

戒除网瘾健康成长演讲稿

网瘾一旦形成，除了学业的荒废、身体健康的破坏之外，还有更多的不利。没有一个患有网瘾症的孩子不想戒掉网瘾。但是屡战屡败、欲罢不能的反复，会让孩子对自己有失控的沮丧，而学业的落后、家人的失望会让孩子陷于巨大的精神压抑和自我失望之中。假如这种状态长时间得不到改变，孩子的一生都将受到转折性的消极影响。

克服网瘾虽然不容易，但是只要方法得当、循序渐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许多父母为此心急如焚、寝食不安，我希望通过本书和各种途径建立他们帮助孩子戒除网瘾的信心，并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方法。

在讨论戒网的步骤之前，我们先要搞清两个相关的问题。

其一如果欲戒网，功夫在网外

如前所述，虽然网络的内容多种多样，诱惑多多，但是网络带给孩子什么，取决于孩子想从网络中得到什么。一个不能健康地使用网络的孩子，他的网外生活也是不健康的。孩子对网络的需求取决于孩子自身的兴趣，而孩子兴趣的形成则由孩子自身的特点和我们的教育决定。

孩子网外生活是否丰富多彩，孩子是否能从学业或者其他领域中获得价值感，是否有强烈的进取心和自我发展的责任感，是否有足够的自控能力，对孩子是否沉迷网络都有直接的先决作用。

其二新水不来，旧水不去

阎帅刚来的时候，痴迷于CS游戏。我知道他曾经为此和家人发生激烈的冲突，为了消除孩子的抵触心理，我决定采取一点策略。

有一天，我对阎帅说，看你玩得这么高兴，我也想试试，能否教教我。没想到，听到这句话孩子马上停下来说，好呀！然后他兴致勃勃地教我各种规则和技巧。

当我学会后，我们开始对杀，结果我惨败。我装作不服气，再来，当然是又输了。这样几天之后，我对阎帅说：我打CS打不过你，但是，如果玩别的你一定不如我。阎帅不服气地说：你这么肯定？说吧，什么。我说：围棋。

于是，我开始教他下围棋，我尽量把围棋讲得简单些，而且经常卖些破绽给他，结果他每次跟我玩棋都很兴奋，而且进步异常地快。慢慢地，他的围棋水平已经和我越来越接近（我的水平很臭，呵呵，不好意思），我们每天都要对杀一局。两个月下来，不仅大大降低了阎帅对CS的兴趣，而且还一定程度上改掉了他做数学题粗心的毛病。

（孟迁托教手记）

摆脱旧习惯的束缚，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新的习惯。新水不来，旧水不去，最好的更新是引进新的内容。大禹治水，疏而不堵，阻止孩子上网，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孩子的兴趣和精力引向其他的地方，假如孩子有了丰富的兴趣和价值追求，孩子自然就不会沉迷于网络。怕的就是，孩子不上网就无事可做，空虚、无趣，孩子就只能再回到网上去寻求麻醉和刺激。

戒除网瘾的步骤

注重孩子精神生活的丰富，价值观、责任感的确立等可以预防孩子沉迷于网络；对于已经有一定网瘾的孩子，开辟网络之外的兴趣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但是，对于那些重度网瘾患者来说这些还是不够的，解除这些孩子的网瘾还需要更为严格的计划。在长期的家庭教育指导实践中，我感到以下几个步骤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帮助孩子戒除网瘾的过程。

第一步统一认识

不要认为那些患有网瘾症的孩子特别喜欢上网，很多时候，他们是依赖网络而不是喜欢网络,他们是拿自己没办法。他们一般都有过戒除网瘾的愿望，而且往往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处于无法自我摆脱的、麻木的、惯性的和无奈的状态之中。他们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网瘾的奴隶。所以我们在“怒其不争”的同时，也应该有“哀其不幸”的感情。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孩子，而是孩子身上的“瘾”，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对付孩子身上的“瘾”，里应外合、逐步攻克。

很多父母对患有网瘾的孩子采用粗暴的制止和严厉的斥责，这往往不能奏效而且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孩子本来也有厌恶网络的心理，但是过度的外界干涉和惩罚会模糊这种意识，而使他认为他讨厌网络是外界强加给他的而不是他自己本来的厌恶。

所以，最明智的做法是，停止对孩子上网的干涉，找一个孩子比较平静的时候，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谈一下。先不要谈家人对他的期望和他自己学业的荒废，因为这些压力过大，会让孩子因为逃避而更加沉迷网络。我们应该积极地唤醒孩子对他目前状态的认识。下面的提问方式和切入角度在实践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你快乐吗？

当你在网上游戏或者冲浪的时候，你是否有一刻想到下网后会面对什么，是否因此而感到玩得不太踏实？

你喜欢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吗？

现在的生活是你真地想要的吗？

你是否想到过有一天你不再整天上网，而过着让你自豪的生活？

你是否想到过也许戒除网瘾并非想像的那么难，只不过自己的方法不对？

我们的目标是在尽可能不让孩子感到惭愧和压力的时候，引导孩子反观自己现在的状态，同时倾听自己内心积极的声音，并且初步建立孩子的信心，从而激发孩子的内在戒网动机。我们不应该让孩子感到我们是禁止孩子上网的法官，而应该是帮助他们从自己的无奈状态中走出来开创新生活的朋友。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讨厌的不是孩子，而是孩子身上已经形成的对网络依赖的惯性，我们应该与孩子统一战线，共同消灭孩子身上的这个“惯性”。一旦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和孩子达成认识上的统一，我们就成功了一半。

当我们成功地让孩子认识到戒网的必要性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孩子积极的想法强化，比如让孩子写下来贴在墙上或者带在身上，比如每天早上让孩子大声朗读等。

第二步制定计划

统一认识后，我们稍微隔一两天就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制定计划。制定计划的内容随孩子的具体情况而定，但原则是循序渐进。

首先是分阶段地缩短孩子上网的时间。可以以五天为一个阶段，第一阶段缩短时间的比例大约在百分之十以下，比如孩子原来每天上网五个小时，我们可以让孩子每天减少20分钟的上网时间。

所以把目标制定得低，是为了建立孩子的信心，找回孩子自控的感觉，而不是欲罢不能的无奈。

第二阶段要增加难度，减少时间的比例不要超过百分之十五。以此类推，以至于孩子将每天上网的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其次，我们应该创建孩子其他的生活内容，比如每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一样新东西，或者接触一个新的领域，比如打篮球、学围棋等。这样做是秉承我们上面讲的“新水不来，旧水不去”的原则。

第三步严格执行

制定的目标可以很低，但是执行却必须严格，这个时候父母一定要坚定地介入，一方面唤起孩子当初制定计划时的想法，一方面坚定地执行。

孩子很想戒掉网瘾，但是因为“瘾”的作用，他可以做出违背自己内心意愿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不管孩子如何反对、怎样乞求，都要“顶住”。当我们帮助孩子控制了他自己，他当时可能很气愤，但是在内心他们会感激我们。万事开头难，在计划刚刚执行的时候，我们尤其要坚定地确立我们的原则，打破孩子通融的幻想。

近年来，我接触了越来越多的患网瘾症的孩子，实践经验告诉我，戒除网瘾并没有许多父母想像的那么难。他们所以失败和感到困难是因为策略上的失误和恒心的不足。许多父母软硬兼施，硬的时候造成了对抗，软的时候变成了乞求，二者都不能奏效，问题的根本在于孩子也拿自己没办法。另一方面，许多父母因为不了解戒网的周期和过程，一看到孩子网瘾复发，就气急败环，就丧失信心，结果半途而废。只要懂得孩子的心理、习惯戒除的周期，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微博截图

左三为正苗启德 | 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公众号

“学者”正苗启德

公开的资料显示，从198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到2019年，正苗启德共发表了58篇学术论文。

在学术生涯初期，正苗启德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上；从1998年起，他开始研究酒精依赖、烟草依赖，但没有完全放弃对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呋喃唑酮与电刺激戒酒疗效的对比分析》里，正苗启德就尝试用电击治疗酒瘾。试验过程存在明显的问题：正苗启德让因酒瘾而住院的患者，在固定时间先喝一定量的白酒，再进行电击以测试电击效果。实际上，电休克治疗应该在麻醉医生的指导下麻醉进行，更何况，呋喃唑酮和酒精一起使用可能会引发双硫仑反应，可能会造成生命危险。

虽然试验结果显示电击并不如药物治疗来得有效，但显然，不理想的结果并没有影响正苗启德对电击的笃信。

论文截图

2006年至今，正苗启德的研究重点只有一个——网络游戏成瘾。截至目前，针对网络游戏成瘾，正苗启德在中文期刊上发表了17篇论文，以及在被SC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了7篇论文。

正苗启德7篇SCI论文的的基本思路都是利用核磁共振对受试者进行检测，通过得到的检测结果分析未成年“网瘾患者”的大脑结构及功能异于常人的地方。有论文明确提到，受试者来自临沂第四人民医院。

论文截图

7篇论文都通过了天津医科总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所有参与者及其监护人均按照机构指导原则提供书面知情同意书。

论文截图

2009年，为期一年的课题结束。同时，由于媒体的曝光，正苗启德和他的“戒网”事业一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山东临沂市人民医院：李晓东、吕宝涛

?山东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正苗启德、赵松涛

?泰山医学院：刘林祥、杜贵金

?天津医科总医院：张云亭、张权

2010年，李晓东在天津医科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李晓东的博士论文《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者的行为学及fMRI研究》涉及由山东某某网瘾戒治学校提供的20名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论文中提到，试验通过了天津医科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论文的导师是天津医科总医院的张云亭教授。张云亭和张权同属天津医科总医院放射科；同时，张云亭也是张权的博士生导师。换句话说，张权和李晓东，两人算是同门的师兄弟。

李晓东的论文截图

杜贵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者静息态BOLD-fMRI研究》。论文涉及30名网络游戏成瘾的青少年。文中明确提到“本实验获泰山医学院伦理委员会及实验所在地卫生局及医院相关部门批准”。

杜贵金的论文截图

除了李晓东和杜贵金，张权带的研究生杜鑫和祁昕也以网戒中心的学员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各自的学位论文。杜鑫的论文《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功能连接密度及冲动相关灰质结构的MRI研究》（2016）和祁昕的论文《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风险决策功能的BART-fMRI 研究》（2016），分别涉及27名和24名受试者。同样，受试者来自网戒中心。试验均获得了天津医科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祁昕的论文截图

李晓东、杜贵金、杜鑫、祁昕4人的4篇学位论文，共涉及101名受试者。正苗启德的7篇SCI论文，共涉及227名受试者。其中是否有受试者的资料被重复利用，目前还无法判断。

伦理审查

Springer Nature给出的回复

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张迪用一个例子向果壳解释了观察性研究和干预性研究的区别：

如果一位未成年患者有脑部疾病，肯定要去医院做fMRI。做fMRI的目的是解决患者的脑部疾病，而不是科研；换句话说，无论做不做研究，患者都要做fMRI。这个时候，利用患者的病历资料做材料的整理和分析、做对照研究，属于观察性研究。

张迪认为，针对正苗启德的论文，涉及到机构里的孩子是否需要做体检，以及就算需要做体检，是否需要做fMRI。

一份天津医科总医院的伦理审查批件 |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

根据相关规定，在受试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前，医生需要用能让普通老百姓明白的语言解释清楚研究的目的、持续时间、试验方法、受试者要承担的风险、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或对受试者造成的伤害、赔偿措施等等，以及让受试者清楚意识到，他有权随时随地退出研究。

厦门生命伦理研究中心马永慧副教授告诉果壳，论文中涉及到的受试者，即网戒中心的学员，虽然是未成年人，但不少都在十岁到十八岁之间，有一定的决策能力。父母不能完全代替这些孩子来做决定。即便试验取得了将正苗启德奉为“杨叔”、“救世主”的家长的同意，还要取得孩子的同意。

再退一步说，假设学员们签了知情同意书，试验还是存在伦理问题。马永慧认为，在高压的状态下，孩子没有办法独立地作出判断。即便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他的同意也是无效的。“这就像731部队在人身上做实验一样。这些人也全部都签了，但那是拿枪顶着头的签下来的。”

网戒中心成员接受采访 | 新闻调查截图

事实上，现代涉及人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制度的建立，正是源于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和日本731部队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所敲响的警钟。第一部有关人体试验的国际性的伦理规范的《纽伦堡法典》（The Nuremberg Code,1946）第一条就规定：受试者必须自愿同意。

1964年的《赫尔辛基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将“自愿同意”改为“知情同意”并重申了受试者保护等原则，确立了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性准则。

网戒中心成员接受采访 | 新闻调查截图

那么，存在伦理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会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不过，通过分析现行的伦理审查制度，我们可以讨论纰漏可能出在哪些环节上。

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平行关系

目前，我国的伦理委员会分为三级：机构伦理委员会-省级伦理委员会-国家级伦理委员会。只有最低级的机构内伦理委员会负责课题和项目的审批，省级和国家级的伦委会一般只负责督查和制定规范。

小丹医生在北京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做课题。课题涉及到一代和二代体外受精技术。去年三月份，小丹在生殖医学中心申请伦理审查。中心的伦理委员会认为随机双盲试验的风险太大，无法评估该项试验的伦理风险，要求小丹带着课题到院里做伦理审查。

在伦理审查会上，伦理委员频频发问，把小丹问得焦头烂额。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这两种技术是不是常规操作；

第二是知情同意要怎么做？能不能给病人做到充分的知情同意；

第三是试验是否能做到真正的双盲？双盲会不会对病人造成不良影响？以及如果没有胚胎，如何对病人进行赔偿？

摘自《北医三院伦理审查流程及注意事项》PPT

之后修改了一次方案，将双盲试验改为开放试验，小丹的课题才得以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并不是所有的伦理委员会都如此负责。小丹告诉果壳，她曾去到三四个承办课题的分中心监察，发现“他们的伦理很随意就过了，而且都是在自己所里过的”。

虽然从医学伦理专业度上来说，小丹所在的生殖医学中心的伦理委员会不及北医三院的伦理委员会，但如果小丹的课题能在生殖中心获批，她就没必要到院里申请伦理审查；如果院里的伦理委员会同样不受理小丹的课题，小丹就得到对伦理问题有更深刻研究的北京医学部的伦理委员会申请审批。虽然机构本身有级别的高低，三个机构的伦理委员会却是平行的独立组织，三个伦理委员会做出的判断具有同样的效力。

由于国内开展科学研究机构的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对伦理问题的把控也有密有疏。而不同机构伦理委员会专业性的差异令有心之人有空子可钻：就算项目被某个机构的伦理委员会否掉，换一个审查不那么严的机构重新申请一次就好了。

张迪给果壳举了一个例子：

前几年，某家药企找到北京一个血液中心，让血液中心在有人无偿献血的时候帮药企多抽5毫升血，用做某种新型试剂的研究。（通常情况下，志愿者如果献100毫升血，根据相关规定，血液中心会多抽10毫升以做参考比较。）药厂特别讲明，不需要做知情同意。

北京血液中心经过斟酌，拒绝了药厂的提议。之后，该药厂又找了天津的一个血站。同样的项目，同样的方案，同样没有知情同意书，天津的血站就接收了。

虽然《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明确规定，“医疗卫生机构未设立伦理委员会的，不得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工作”，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的状况是：只要研究机构设立了伦理委员会，就能开展涉及人的试验。

张迪说：“无论是的还是附属医院，甚至比如说我手下有一个公司，我公司要开展人体试验或者做科学研究，我自己当天就可以成立一个伦理委员会，然后我审一下，我就可以投SCI文章。”

基因婴儿项目最早一个版本的注册情况，现已知贺建奎的伦理审查书系伪造 |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

难以的独立性

我国生物医学试验的伦理审查制度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才逐渐起步、发展。国际合作的增加，是伦理审查制度发展的契机。例如，作为国内最早的伦理委员会之一的北京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就是因为国际合作，应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要求而建立的。这一点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因此，我国伦理委员会的组建模式主要是援引美国模式，伦理委员会设立在研究机构内。

伦理委员会本该是以保护受试者权利与福利为使命的独立机构。可设置于机构内部、主要由机构内部成员组成、经费由所在机构提供的伦理委员会，想要做出独立、不受外部力量左右的判断，并非易事。

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可能是一个机构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也可能是有利益冲突的上下级。也许今天伦理审查权威专家的项目给否了，明天评职称就得过权威专家这一关。因此，不少伦理委员会在审查项目时都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看看标题、看两眼PPT，也就直接给过了。

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专家简介中的正苗启德介绍 | 澎湃新闻

何况，就算伦理委员会就算做出了独立的判断，其话语的份量远不及行政长官的一句话。去年年末的贺建奎事件大家还记忆犹新，可2017年年末的换头手术还有多少人记得？

2017年11月21日，被称为“中国弗兰肯斯坦医生”的哈尔滨医科医生任晓平就世界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召开新闻发布会。任晓平与意大利的神经外科专家合作，成功将一具尸体的头与另一具尸体的脊椎、血管和神经接驳。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神经外科》期刊上。

任晓平论文截图

知情人告诉果壳，当年任晓平先是在哈尔滨医科申请的伦理审查。时任哈医大人文学院院长拿不准，咨询了国内医学伦理界的权威后，虽然承受的压力很大，还是坚决否定了这个项目。在学校没有通过，任晓平把项目移到医院，在哈尔滨医科附属医院申请伦理审查。哈医大人文学院院长也是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他依旧坚决认为这个项目不能通过伦理审查。

任晓平的论文中写道，该研究获得了“the Human Research Ethics Board,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哈医大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而哈医大校级的伦理委员会只有一个——哈医大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

任晓平论文截图

不对等的地位

发论文、发影响因子高的论文，是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共同的追求。

从为了科学技术进步而奋斗的角度看，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代表科研水平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是促成进步的必经之路。

从世俗的角度看，能不能取得理想的科研成果，直接关系到科研人员是否有机会发表学术论文。而学术论文的发表状况又关系到科研人员学位的获得、职称的评定等切身利益。如果涉及到能商用的技术和专利，还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网络上时不时会冒出为正苗启德喊冤的声音 | 微博截图

利用将网戒中心成员作为受试者而获取的研究数据，正苗启德、李晓东、张权以及他们的同事，能够达到评高级或中级职称的标准；张权的学生能够达到天津医科对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要求。

每个研究者都是既得利益者，同时，他们也有忽视受试者权利与福利的“资本”。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从设计研究方案到招募受试者，再到进行研究，每一个环节掌控局面的都是研究者。与受过多年学术训练、拥有专业知识的研究者相比，在大多数情况下，受试者在认识能力和水平上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的社会地位也优于受试者。

这是一种绝对的权利不对等，也是伦理审查制度存在的意义。可就正苗启德发表SCI论文一事而言，伦理审查制度并没有起到保护弱势群体的作用。

在网戒中心，所谓的“网瘾少年”在自己的花季岁月已经遭受了非人般的虐待，而这些“成果”甚至还可以在正苗启德等人的包装下成为学术成就。

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

参考文献：

[1] 丛亚丽. (2010). 临床研究受试者的保护中美比较刍议——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视角. /北京学报 (医学版)/, /42/(6), 625-628.

[2] 赵励彦, 丛亚丽, & 宋艳双. (2017). 写给研究者的 “伦理委员会”.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7 年 01), 29-33.

[3] 满洪杰. (2013). /人体试验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

[4] 华西都市报，北大专家谈”换头手术”:如实施将是中国医学界耻辱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6/06-21/7911523.shtml

[5] 新华网，我国首个《网瘾临床诊断标准》通过专家论证

http://it.sohu.com/20081109/n260523449.shtml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171123/herald/6cacc05291361aff62a3b7db0436b39e.html

果壳

整天不知道在科普些啥玩意儿的果壳